历史是一面鉴得失、汲智慧的镜子，既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教训，我国封建社会的吏治，具有庞大的思想框架结构和知识理论体系，从历史的吏治经验来思考、探究当代干部的培养工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精髓、明确方向，设计科学的治理精英选拨机制、晋升机制和退出机制，建立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家系统和以选拨为主要形式的公务员系统。

“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都是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是国家的“治乱之源”，吏治的成败与否，关系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兴衰。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一面鉴得失、汲智慧的镜子，既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教训，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历史的教训也值得我们铭记。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四大文明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5000年来一脉相承、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明。我国封建社会的吏治，具有庞大的思想框架结构和知识理论体系，从历史的吏治经验来思考、探究当代干部的培养工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精髓、明确方向，设计科学的治理精英选拨机制、晋升机制和退出机制，建立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家系统和以选拨为主要形式的公务员系统。

一、举贤任能，重视人才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圣贤，十分重视“举贤”“任能”在治国中的作用，儒家创始人孔子，曾明确教导他的“为季氏宰”的学生仲弓在为政中要坚持“举贤才”（《论语·子路》）；墨家创始人墨子，更对举贤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见解，他撰成《尚贤》上、中、下三篇专论，明确提出“尚贤、事能”的主张，认为要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以“ 尚贤、事能”为政。

历史上也流传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齐桓公与管仲。齐国公子小白曾经与管仲有一箭之仇，小白即位，成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以后，要封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管仲之才，胜我百倍，君若欲大展宏图，非管仲莫属。”齐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旷世奇才，又见鲍叔牙竭诚推荐，于是决定捐弃前嫌，重用管仲。齐桓公设计从鲁国将管仲装入囚车，送回齐国。管仲自以为必死无疑，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泰然处之。哪知当他被押进宫廷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宰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结果齐国大治，国力大增。管仲又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存邢救卫，九合诸侯，最后终于称霸天下，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

强调“举贤”“任能”，实质上是倡导“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它既体现了我国古代贤哲治国理政智慧，也显示了当时进步人士修身立德的高尚追求，曾对我国古代政权建设和官德塑造，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使到了今天，仍有其值得关注的现实价值。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目标极其辉煌，工程极其艰巨，只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视官员政治品德

在官员素质上，我们的先贤始终强调“德才兼备”，在德与才两方面素质中，尤其强调“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两袖清风也是德，严于律己是德，作风、廉洁、品行等都有德的要求。《史记》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商汤曾谴责“桀不务德”；周公曾力主“唯听用德”。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论语》中要求为官者“吾日三省吾身”。战国时的墨子、孟子、荀子也都主张尚贤重德，强调“论德以定次”。

倘若官员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功劳与俸禄不相符，能力与官职不对等，让具有能力但品德不好的小人擅权上位，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陷入政令不通、是非不明、祸乱不已、正道不行的险境。《管子·立政》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到剖析：“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这一判断既是对古代吏治经验的继承，更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实践的深刻总结。回看那些“落马”的领导干部，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两面派”“两面人”占据相当比例。而且，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所以说，政治标准是硬杠杠，我们今天讲的“德”，第一位的就是政治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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