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组织中最为重要的基层单位。自春秋时代开始，就一直设有负责掌管乡村户口、赋役之类事务的里正、里长之类名目的村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仍保留了公社化时期的大队长，如今的村委会主任之类的行政职位，但真正的权力执掌者是村党支部书记，通常简称为村支书。在这样一个作为国家政治与农村百姓沟通的重要媒介的乡村一号人物身上，往往汇聚着官民关系、社会矛盾、历史发展等多方面的复杂信息。在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也就常常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形象，或常常是主要的人物形象。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也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家族。透过这个形象家族的流变、分化及特征，读者既可以深切地感触到中国当代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历史脉搏的律动，亦可进一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与得失。

一

就已有作品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村支书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代：

第一代，十七年文学①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中的村支书形象。这类村支书形象，可以赵树理《三里湾》②参见赵树理：《三里湾》，《人民文学》1955年1-4期。中的王金生、峻青《老水牛爷爷》③参见峻青：《老水牛爷爷》，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中的老韦璞、李准《李双双小传》④参见李准：《李双双小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中的老进叔、王汶石《卢仙兰》⑤参见王汶石：《卢仙兰》，《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中的卢仙兰、康濯《东方红》①参见康濯：《东方红》，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中的刘成旺、浩然《艳阳天》②参见浩然：《艳阳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中的萧长春等为代表。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是：政治觉悟高，勇于自我奉献，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经济方针在农村的忠诚践行者，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带头人。如在峻青笔下，那位战争年代的武工队员，解放后当上了村支书，外号“老水牛爷爷”的老韦璞，为了防汛抗洪，保住全河东几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带头砍了自家的几十棵苹果树；在大堤面临决口险情时，奋不顾身地跳进水中，用身体堵住了堤坝上的洞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李准笔下，“大跃进”运动中的老进叔，带领社员办食堂，支持李双双与有落后思想的丈夫喜旺做斗争，常在教育社员“政治挂帅就是要听党的话。不管干什么活，都要想到这是革命工作”。王汶石笔下的那位卢仙兰，“是个很能开铁的人”，在她的带领下，全村很快改变了磨洋工、说怪话、自由散漫的落后面貌。在康濯笔下，那位麒麟庄的村支书刘成旺，虽瘫了一条腿，仍意志坚定，一直在为全村百姓的生产生活操劳，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村子里的阶级斗争动向。这些人物，虽大多存在着性格单一、概念化，乃至虚饰化之类缺陷（如峻青笔下的那位“老水牛爷爷”，能潜入水中用自己的身子紧紧地堵住“水缸那么粗”的一个溃洞，就很叫人怀疑其可能性），但其中也不乏具有一定生命气息的形象。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作品既展示了他与上级党组织一道，与蜕化分子范登高坚决斗争的一面，又细致刻画了他在批评范登高的群众大会上患得患失，优柔寡断的心态，使人物具有一定的血肉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既是一位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又是一位有着孝父之情、爱子之心，以及与焦淑红纯洁相爱着的热血男儿。至今看来，在村支书这一人物家族中，萧长春仍可谓能够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艺术形象之一。

第二代，“文革”期间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村支书形象。这类村支书形象，可以浩然《金光大道》③参见浩然：《金光大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中的高大泉、克非《春潮急》④参见克非：《春潮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的李克、谌容《万年青》⑤参见谌容：《万年青》，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中的江春旺、毕方与钟涛合著的《千重浪》⑥参见毕方、钟涛：《千重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中的洪长岭、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写作的《虹南作战史》⑦参见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虹南作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的洪雷生，以及“样板戏”《龙江颂》中的江水英等为代表。由于特定年代的政治要求，以及“三突出”“三陪衬”之类创作原则的强控，与第一代村支书相比，这些人物形象，进一步强化放大了党的形象化身这一概念化弊端，也进一步导致了人物形象的虚假化。这些村支书形象，不论面对什么挫折，都能对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有办法克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代表了光荣与正确的一面。他们常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常将毛主席的教导挂在口头。如《春潮急》中那位梨花村的村支书李克，在部队领导批准他复员回乡的当天夜里，就独自一人在灯下学习《毛泽东选集》中的《组织起来》一文，“一直学到深夜。这篇光辉著作的许多段落，他差不多全背得了”；《万年青》中的万年青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江春旺，常在教育村里的其他干部：“包产到户风一吹，有人就摇晃了。……这就是世界观问题，就是毛主席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往后要抓紧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让大家看到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尤其是在《虹南作战史》中，连篇累牍充斥的是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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