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军事辩证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对以往军事辩证思想的继承。作为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思想的主要代表，《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思想达到了其所处时代的巅峰，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辩证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启发了今后一系列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对当代中国军事辩证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继承并研究《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思想，有利于加深对当代中国军事辩证法的理解，并促进其进一步创新；而对《孙子兵法》的考察，也必须立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军事实践，以破解新的军事实践中的难题为指向，《孙子兵法》的时代性才得以体现。本文尝试在当代军事辩证法视域下对《孙子兵法》进行考察，结合当代军事辩证法的主要问题对《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思想进行探讨。

一、《孙子兵法》的诞生背景

（一）丰富多样的军事实践

任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实践，军事实践是军事理论诞生的必要条件。《孙子兵法》诞生在春秋末期，正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一段变革期。彼时，王室衰微，列国纷争，战事频起；而社会的动荡也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人们对战争的反思加深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一方面，是战争频次的提高。据统计，春秋时期的战争次数为395次[1]，是明清之前中国战争次数最多的时期，军事活动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军事实践具体内容的多样性。大国争霸，大夫夺权，征伐兼并，出战夷狄，军事与政治、外交、经济的关系尤其紧密，作为暴力手段的战争成为各类社会活动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之一，军事实践渗透到社会实践各领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传统的“车战”与“步战”并存，大小战争不断，战法多变，可以说，军事实践的丰富多样为《孙子兵法》等军事理论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同时又要求着军事理论的创新。

（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也随之发生改变；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决定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武器装备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军事制度的变革。春秋时期，青铜器冶炼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冶铁技术逐步开始代替青铜工艺，武器装备开始更新换代。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2]春秋时期，更大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促进了战争的进一步激烈化，相应的军事制度也得到了变革。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战争提供了更多的兵员，使得军队规模得到提高，相应的军事管理和指挥体制得到改进，战争规模也逐渐变大。而封建制对奴隶制的逐步代替，带来的是政治及军事制度的转型。春秋末年，封建主势力增强，“天子”名存实亡，封建制度开始逐步确立，相应的军事制度也开始摆脱奴隶社会的痕迹，其军事领导权与指挥权制度逐渐封建化，军队的规模和组建形式得到变更。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武器装备和军事制度的更新换代，军事理论也在此基础上愈发成熟。

（三）对朴素唯物主义及辩证思想的自觉继承

春秋时期，“官学”衰微，“私学”兴起，思想出现大繁荣之势，社会思潮激荡澎湃，有了“百家争鸣”之局面。在各类思潮中，军事思想作为对军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得到丰富发展，并出现了专门从事军事实践并研究军事理论的学派——兵家，成为诸子百家之一，孙武便是其代表人物。

各类社会思潮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继承上。《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3]中国古代传统阴阳观便带有了朴素唯物主义色彩，而在西周时期产生的五行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如孔子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便对自然采取了唯物主义的认识。孙武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孙子兵法·计篇》提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5]对“天”这一传统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唯物论解释，对天命论进行了否定，又在《孙子兵法·用间》中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而动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5]在战争指导上采取了彻底的无神论主张。另一方面，《孙子兵法》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并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阴阳观既是朴素唯物论的代表，同时又带有鲜明的辩证色彩。到了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思想在对事物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孔子提出了“中庸”思想，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度”做了辩证思考。老子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6]对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已经有了深入认识。《老子》第五十七章提出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6]的正奇思想，第六十九章提出“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6]的用兵原则，更是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军事领域。孙武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代表人物，他在《孙子兵法·虚实篇》中指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5]对矛盾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转化有了细致考察；并在《孙子兵法·势篇》中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5]对于作战中的正奇思想进行阐述，与老子的正奇思想相得益彰。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思想的发展，《孙子兵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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