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是乡土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独特的存在。作为“民间处理公共事务、向官府表达诉求的代理人”[1],乡贤通常以知识、声望和威信获得乡民的信赖及处理乡村事务的话语权，为乡民请命的同时又与政权兼容，在官民之间形成第三方制衡力量，是乡土中国稳固性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乡贤的书写往往将其符号化为封建恶势力的代表，忽略了其性格的复杂性，也遮蔽了其在乡土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乡贤书写中出现了挖掘人物形象典型性的趋向，尤其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与葛水平的《裸地》，分别刻画了白嘉轩和盖运昌这两个饱满的典型形象，揭示出乡土中国这个典型环境与乡贤存在之间的复杂性，再现了乡贤在乡土中国社会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乡贤坚守儒家传统道德，是儒家传统文化人格的固守者；他们为民请命，重视教育，是儒家传统家国情怀的坚守者。作者虽对其也有批判，但更多地是对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魅力予以赞美。探讨两部作品中的乡贤形象对儒家文化传统的践行，发掘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纽带作用，对当代乡村社会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一、儒家传统文化人格的固守者

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农耕文明孕育而成的思想文化，以伦理观念为中心，讲孝道、重人伦，在封建社会中起着维护统治、巩固社会秩序等作用。陈忠实和葛水平把白嘉轩和盖运昌塑造成儒家传统文化人格的固守者，就是对乡贤共性特征的彰显。但两位作家也不约而同写到了儒家文化所带来的以个人和家族为中心的自私和虚伪的一面，显示出人物的多面化和复杂性，也体现出作家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反思。

“百善孝为先”，讲求孝道是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鹿原》和《裸地》主人公的生平遭际、人物命运虽然大相径庭，但都努力践行儒家传统的孝道。《白鹿原》中，白嘉轩时刻遵从着孝道理念，对待父母和颜悦色，尊重敬爱，极尽孝道。儒家有人死后不满三年不能办喜事的讲究，所以起初在父亲去世时，白嘉轩坚守孝道不肯续弦，后来为尽快传宗接代，选择遵从父亲的遗嘱和母亲的劝说，花重金迎娶新媳妇。同样，在对待自己的母亲时，白嘉轩无论多忙，夜晚必定在油灯下陪着母亲坐一会，听母亲话话家常，以尽孝道。与白嘉轩相比，盖运昌的家族关系有一些复杂。名义上的父亲盖丙生原来是一个太监，后来逃出宫在暴店经营药材生意发家，母亲春红年轻时和吴老汉合欢，怀了盖运昌，因此盖丙生并不是盖运昌的亲生父亲。在明知道自己不是盖运昌父亲情况下，为了维持自己作为父亲的尊严，盖丙生隔三差五要求盖运昌走到盖家顶窑——他居住的地方给他行父子之礼，直到他去世；遵守儒家孝道的盖运昌也照做不误。尽管白嘉轩和盖运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守，一定程度上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调整，同时也体现出作者自身对儒家文化的游移，但两位作家对白嘉轩和盖运昌践行儒家传统孝道的行为均予以认可和赞扬。

如果说努力践行孝道是白嘉轩和盖运昌身上儒家文化传统人格的核心的话，那么践行仁义学说与否，则是人的本性善恶的分水岭。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是“仁”，其具体内涵即“爱人”。白嘉轩秉承“耕读传家”，身为白鹿村的族长，不但在精神上崇奉仁义，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仁义学说。他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建立《乡约》，每晚召集村民在白鹿原的祠堂集体学习乡约的内容，劝善惩恶，匡扶正义，使得乡约慢慢深入人心，白鹿原逐渐秩序井然；他还整修祠堂，把它作为白鹿村孩子的学堂；不仅如此，对待村里人也是仁义宽厚，当一位帮工因为家境困难要卖水田给他，白嘉轩毫不犹豫地答应，并且在听了对方的报价后，还在原来基础上又加了三斗；在李姓寡妇也要卖水地时，他考虑到一个寡妇自己不容易，更加慷慨地加了五斗。白嘉轩对待长工和贫困乡人的仁义，在白鹿原被人们赞不绝口。总之，白嘉轩身上体现着深厚的儒家宗法文化，他亦用儒家仁义巩固着自身的言行。相比较而言，盖运昌虽接受过儒家仁义的熏陶教育，但在做事时仅考虑自己私利，不顾仁义道德，这体现出儒家文化在不同人身上的变异。《裸地》开篇提到山东逃荒流浪到此的聂广庆，在无人打理的河蛙谷开荒种地,带着半路捡来的老婆女女，闯入了盖运昌的生活。盖运昌利用自己的财主身份通过一纸典妻契约，用府里的一个丫鬟代替女女伺候聂广庆，将女女霸占到了盖府，只因他看中了女女健硕的生育能力。然而盖运昌的这一行为虽然满足了自己的淫欲私欲，却使得聂大与母亲分别，而后被父亲和后娘秋棉虐待，度过一个惨痛的童年。后来聂二也由于盖运昌的逼迫而改名“盖土改”。盖运昌的一己私欲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他的自私还毁了别人的人生。在这里，盖运昌原来接受的儒家文化全然变成了其个人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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