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在经历民权运动、黑色权力运动、“平权法案”和“文化战争”的纷争之后，似乎业已进入了种族大融合的“后种族”时代。但社会种族问题并非消除，而是暗流涌动，美国的种族关系危机再次凸显。

在普通人沉浸于民权运动的胜利和表面的种族关系融洽之时，一批非裔美国作家仍然敏锐地洞察到美国种族关系中的深层次问题。这种文学思考的结果，就是当代非裔美国涉奴题材小说的大量出现（以下简称“涉奴题材小说”，评论界也笼统地称之为“新奴隶叙述”）。

简而言之，“涉奴题材小说”系指那些以多元化的叙述视角（特别是增加黑人女性视角），以重访蓄奴或与蓄奴相关的非裔集体或个体经验为叙述内容，以回应、质疑和解构白人主导历史书写为叙述目的，以诡异多变但基本具有黑人口述特征的叙述方式，通过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如戏仿、互文、拼贴、反讽、陌生化等以当代视角重访蓄奴史的自20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出现的非裔美国小说。民权运动的余温以及20世纪70年代一大批涉奴题材影视作品在美国的热播，是其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土壤。然而，对种族失忆症的担忧，对蓄奴史的主流史学编撰和文学再现的质疑、回应和“逆写”，是非裔涉奴题材小说文学发生机制的真正动能。

“涉奴题材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叙述主题上重访蓄奴史。被认为是“涉奴题材小说”开山鼻祖的玛格丽特·沃克为了构建历史之“真”，花费长达十年的时间准备《欢乐的节日》（Jubilee，1966）的素材。她将民俗元素，如黑人民歌、方言、宗教、民间故事等融入叙述，这种营造真实感的冲动，与经典奴隶自述文本如出一辙。表面上看它与当时热播的亚历克斯·哈利《根》（Roots，1976）的属性相似，似乎是那一股非裔美国人寻根之潮的一个支流。但从更深层次看，它扭转了“自上而下”书写非裔历史的传统。其创作的根本目的，是让黑奴“发声”，让他们作为蓄奴史的中心人物讲述一个更为有血有肉的历史，纠正“官方”（即白人）史学和文学对黑奴书写的偏差。沃克对黑奴在白人史学书写中缺失的关注，在她之后的众多涉奴题材小说中得到回应，如厄内斯特·盖恩斯的《简·皮特曼小姐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1971）。

同沃克一样，另外一些非裔作家也将历史小说和黑人民俗相结合，但不同的是他们力图以一些历史著名人物的坊间传闻为楔子，还原蓄奴制下“真实”的“小写”历史。这方面以女性作家为甚，典型的作品如芭芭拉·蔡斯-里布的《莎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 1979）。该小说的史实背景是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与女奴莎莉·赫明斯的绯闻。蔡斯-里布通过史料和文学想象的结合，颠覆了传统认知：一方面将杰斐逊的总统形象从神坛上拉下来，还原其作为一个普通人可能具有的人性缺陷；另一方面，打破女黑奴赫明斯作为受害者的刻板形象，反而将一个富有独特个性的非裔女性展示在世人面前，在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中重构历史。

“涉奴题材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家族隐史的追探。20世纪黑人权利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法农（Frantz Fannon）对殖民地黑人群体进行临床研究发现，这些黑人存在着普遍的自卑情节和殖民地式的精神分裂。他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曾试图以“致命的生存心理症结”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此种心理症结完全可以追溯到那段充满暴力的殖民历史。而要试图抹除蓄奴制对后世的创伤性影响，认识自我、了解自我、接受自我是许多“涉奴题材小说”作家的共识。

盖尔·琼斯的《考瑞基多拉》（Corregidora，1975）、大卫·布莱德利的《昌奈斯维尔事件》（The Chaneysville Incident，1981）和里昂·福雷斯特的《双翼掩面》（Two Wings to Veil My Face， 1983）这三部作品，在叙述方式上均打破线性的历史叙述，以碎片化的创伤记忆追溯家族隐史。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肩负历史传承的重任，如何通过再现这些家族记忆来直面历史创伤是他们在现实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相较而言，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的《亲缘》（Kindred， 1979）的家族探源，则显得更为复杂与丰满。巴特勒借助“穿越”的科幻手段在文本中构建双向时空，让分别来自黑白种族的现代社会青年夫妇“亲历”蓄奴史，在历史事件的重构中“亲近”家族往事，重新审视黑白种族之间的关系——黑白种族之间除了隔离与对抗的主旋律，还有复杂、矛盾、纠结、痛苦却又难以分离的亲缘关系。黑白种族双方都需要通过历史的记忆来认识今天的自己。

文章来源：《当代会计》 网址: http://www.ddhjzz.cn/zonghexinwen/2021/0421/10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