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当代政治学的语言视角与方法
自20世纪60年代始,西方学界的“后现代转向”蔚为大观,其中尤以语言转向最具代表性,最有冲击力,并对当代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政治学的语言转向意味着什么?语言视野下的政治学呈现何种新变化?政治学如何借助语言展开研究?
作为学术思潮的“语言转向”
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掀起一股强劲的“后现代转向”思潮,在这一思潮的裹挟下,哲学的“方法论转向”、历史哲学的“叙事转向”、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相继出现,而“语言转向”则贯穿其中,推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转向”之势波澜起伏。
“语言转向”在不同学科有不同表现。其中,哲学领域出现过两次语言转向:一是在20世纪初成就了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法国的语言哲学传统和德国的现象学传统;二是二战后以哈贝马斯和福柯为代表,语言成为认识事物的载体与手段。在历史学领域,19世纪以来实证史学或科学主义史学一直是当之无愧的主流,直至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历史语言为中心的新历史学,打破了这一格局。海登·怀特的《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告诉人们,语言是重返历史现场的最大障碍,也是最有效工具,甚至是历史现场的唯一存在。任何历史观念、制度与行为实践只能展示在特定的话语系统中,不能超出历史语境。在文学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反语言逻辑的后维特根斯坦主义兴起,彻底解构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不仅仅是理性逻辑表达,而且有艺术、诗性、浪漫、想象、审美的功效。语言不再只是指代词与物的关系甚至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事实本身。这意味着,语言从物质的附属品地位中解放出来,为文化、精神与象征符号等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领域,米德一直把语言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把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看作外在现象,以此观察和透视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但语言成为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却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利科的解释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社会学、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等为主流。关注日常语言,重视人们在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中的对话,是当代社会学转向语言的显著特征。
政治学一直重视语言和修辞,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阿伦特等经典政治思想家的著述中都有明确体现。在现实政治中,演说、游说、宣传、说服、谈判、沟通一直是政治场域中的重要组成,是制度制定与政策设计的前奏。
为何转向语言?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语言转向”,为何会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界得以发生并迅速普及?
首先,人所处的社会与语言息息相关。语言是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亦是人类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符号痕迹,构成人群之间最大界分与最深区隔的制度规范。语言既是人群内部最有归属感与团结的纽带,也是造成误解及冲突的最大障碍。失去共同的语言基础,不可能实现权力渗透与制度落实。
其次,语言存在两个永恒争议值得深入探讨。一是语言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是理性的逻辑表达?这两种表达代表不同的思维与态度。二是语言的诗性体、对话体和独白体的差异和分歧。
再次,语言对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在开创政治学传统的同时,也阐释修辞学原理,认为语言修辞是寻找真理的另一条途径。到近代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卢梭、英国的霍布斯、意大利的维柯以及德国的赫尔德、歌德、席勒等都专题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及其作用,认为语言作为构造真理与知识的源泉,既制约人类的思维与行动,又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工具。
最后,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对构成语言的语词、语义、语用和语法的分析和探讨是取之不尽、论之不竭的永恒话题。
政治学的语言视角
文章来源:《当代会计》 网址: http://www.ddhjzz.cn/zonghexinwen/2021/0422/10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