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大书法人来说，古代书论既是蕴涵极其博大的专业宝库，足以丰富学习者的基本认知和深层学养，又对当代书法创作极具实践指导价值，绝非仅具抽象理论意义。要实现古代书论的现实指导价值，一个基本前提是能够真切地把握书论的本义，尽可能地远离误解、误读。本文摭取四段古代书论，结合当代书法创作与研究语境，对照当代书法人的短板和困惑，试作阐述。

以笔力促成书法“形势”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蔡邕的《九势》以“形势”为中心，认为书法本于“自然”，提出书写须讲求笔力。

当代书家，却往往疏于对“形势”的自觉追求，而将较大心力用于“形式”的刻意。自上世纪80年代初“书法热”兴起，至今已40年，书家在以“展厅效果”为显在创作目标的促动下，纷纷在“形式”层面挖空心思出新，而对翰墨内在层面的“形势”则极少关注，目前已形成对内在笔力的整体性忽视，堪称积重难返。当下中青年名家大多流于两种倾向，一是走帖派一路，笔致上讲究小格局，面貌秀妍，而笔力不足；一是大肆追求霸悍，极善铺张，但内里实乏劲力。这两路书家在对笔力缺乏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

前人书论中与上述蔡邕观点相同或类似者颇夥，如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自跋草书答十二问”和“答熙载九问”以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行草第二十五”，都特别拈出古人论书的“杀字甚安”一语予以重视。“杀字甚安”四字的涵义，一是指结字要安稳，一是指用笔要用力。由此可见，对笔力的重视，在历代书家的实践意识中作为一条红线隐约而持久地发生作用。

值得一说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蔡邕这短短几十字曾引起多次争鸣，虽然彼此观点相异，貌似穷尽了所有可能，实际却尚未读到原文的真意。学者们争鸣的焦点，是“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当作何解。大家的观点针锋相对：一说蔡邕主张写字要用硬毫——因为“笔软”写出的字会奇形怪状；一说蔡邕主张写字要用软毫——因为“笔软”写出的字会姿态丰富、生动。但是，这两种观点均未切中蔡邕的本意。正确的理解方式，是将这句话放在原文的整体语境去分析。

这段书论整体上是在谈“笔力”的问题，如“力在字中”，如“下笔用力”，这样才能达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境界。如果“下笔无力”呢？写出的字就达不到书家心里的要求了。所以，这里所说的“笔软”不是指物理性的笔毫软，根本就不是说毛笔软和硬的问题，而是沿着前面几句一路说下来，是指笔力软，即：如果书家“下笔无力”，就难写出正常形态的笔画，即“奇怪生焉”。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之前的几句，并没有说“笔硬”，而是说抽象的运笔之力，或者说笔画所含之力。上面说完正面，现在接下来说反面，于是说如果笔力软将会如何如何。这样来看问题，有些像做数学的证明题一样，有正面运算和证明，还需要再换个角度进行一番“验算”，也就是“查错”“证伪”的步骤。

以“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引导创作美学方向

▲ 孙过庭《书谱》局部

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朴之风随时代的变更而发展，妍美之风也随社会习俗、风尚的改变而改变，中国人的文化审美一向是在质朴与妍美两极之间发生演变。书法面貌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继承与改变、发展，如能合于“古质”传统而又不背离时下的审美习惯，追求合于当下审美而又避免“今妍”的弊病，方为可贵。“淳醨一迁，质文三变”，寥寥八字，表达出社会审美和文艺风格、形态对于反映社会、人心变化的敏感性。

孙氏着重揭出“古质”与“今妍”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概念，接下来通常做法有二：以从众心理表达“今不逮古”，或标新立异地“厚今薄古”，但孙过庭并不预备来一个简单的二选一，而是有创建性地提出自己的书法美学主张或曰评价标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易言之，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时的优异传统与当下的合理审美通统都要，弊端则不论今古通统舍弃。虽然看似中庸态度，但孙氏“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八字可谓空前之语，气息清新而掷地有声，其立足点远高于单纯的复古派与单纯的革新派。由此也可联想到传统社会对王羲之书法“中和之美”的崇敬，这种追求容易被误读为“复古”，殊不知“中和”实为中国书法风格发展的主脉。虽然艺术发展需要丰富多彩，但毕竟是有一种主流的审美在主导各个时代的总体意趣，那便是“中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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